成公下论 (第2/2页)
秦之始，攘西周之地，吞梁、芮，并西戎，穆以伯矣，而狡以启疆曾未止也。窥滑、郑，向三川，冀驾晋以凌周室，是虽得伯而不为之止，伯而不止，则狄矣。故殽之战，北征之师，《春秋》夺其伯而狄之。
楚之起也，在齐桓之前。首僭王号，食申、息，争蔡、郑，意存代周，而不蕲乎伯。故《春秋》之始见，即使从狄。不蕲乎伯，固狄也。逮乎芈旅，有江、六，并群舒，胁陈下郑以向宋，犹不蕲乎伯也。
县陈不有，平宋而归，而楚之并中国也为之衰止。犹知止焉，则固近乎伯矣。不足于伯，而免之于狄，以其有所止者之近乎伯也。惟夫吴，贸然以起，贸然以来，不知有伯，固不托焉。始无蕲也，可争则争焉耳；终无止也，可犯则犯焉耳矣。不知伯，故不蕲伯。
不蕲伯，则不近乎伯，而究无所止。其败也，贸然以败也。藉其成也，将贸然而无惮以不逞也。
夫贸然者无固恶，然而君子早绝之而弗宥，非已甚也。刘渊、石勒、阿骨打、铁木真之初起，岂其蕴为条理，若然以蕲之，若然以得之哉？燎原之火，不谋所热，无与止之而不止，乃以帝天下食万民而有余矣。
故贸然者，尤甚于其有固恶也。《春秋》之于秦也，弗绝于其始，以其有所蕲也；于楚也，弗绝于其终，以其有所止也；于吴也，以号始，以号终，起于钟离，卒于黄池，与于会盟，而不得与中国齿，唯其贸然无所蕲而不知止也。故知君子之恶夫贸然者，尤甚于其有固恶也！
十八
佞人之说不效，当言而荧，言已而败，佞不仇矣。佞不仇，君子何恶于佞哉？德人之言也效，效以此，言以此，言直而效易见，或以易见而浅之。佞人之言也效，知效之在彼，而言之于此，效焉而疑若神，庸人之所为神之也，而恶知其避就之奸乎？
士燮之言曰：“外宁必有内忧。”言已而效矣。呜呼，此燮之所以为佞也！惑于其效之疑若神，中其佞而以乱义，于是以说《春秋》曰：“鄢陵之胜，幸也。”夫晋之图楚，自盟蜀以来，十四年矣。合齐通吴，间之于秦，诵楚言以绝秦，以间秦也。大乞列国之师，树齐、鲁、卫之兵为后援，誓死以当楚而后胜，其何幸哉？彼云幸者，直欲置楚焉耳。苟置楚，而晋又何以伯邪？
外宁之有内忧，不幸而燮之言中尔。岂外不宁而后内果无忧乎？赵盾之世，三方交警，而夷皋以弑，又何说也？晋之内忧，厉公之不忘情于栾、郤，而书与偃侧目其君也。效其有忧之在彼，而暴其忧之说于此，燮亦既明曙乎忧所自生，特匿其情以避，而驾其说于不测尔。
故忠佞敌也，燮惟不忠，斯以善佞，迨他日之效于彼，而人且神之。君子之恶佞，惟恶其首不测而尾疑神也。汤归于克桀而仲虺诰，武王通于蛮夷而召公训，亦惟是修德令终之戒，未闻置寇于垣而以警室人之器者也。
燮诚有内忧之戚以忧晋，燮胡不以死争三郤之杀于前？燮胡不以义折书、偃之弑于后？置君父之大忧，含污以自免，乃于非有忧者，姑为若知若不知之辞，以衒前知之哲。呜呼，燮之心，路人知之矣。路人知之，而传《春秋》者弗察而师之，甚哉，远佞之难也！
且夫所恶于佞者，非仅其不救于败也。摇人心，乱国是，长寇仇，启败亡，言于未兆而祸必因也。惟其佹效而疑神，人神之矣。神之将师保之，抑将奉行之，而祸以发，燮一市其阳此阴彼之邪说，取效三年之内。
故后之君惩厉公之弑，后之臣鉴三郤之死，弗内反其取杀召弑之各有由，一归其咎于败楚。知告以疲其师而不敢战，赵武以让之歃而不敢争，叔向、女齐以天方授楚而坐视陈、蔡之灭。伯统绝，天下裂，秦、楚之迹日迁于中国，晋之强宗乃以瓜分公室，保河、山而自固，周因以亡，山东诸侯因之以尽。
前乎此者，不任其咎，一自士變之言始也。然则鄢陵之战，殆伯事之终与？而悼、平两世，得以延中国之微绪，实此一战之功也。藉从士變之言，敛师而退，三郤亦无以免先、狐之诛，厉公亦无以御夷皋之弑，徒使楚举郑吞宋而洊食天下，又胡外患之非内忧哉？
《春秋》大鄢陵之战，目楚子之败，其异于士燮之邪说昭矣。传者舍《经》而从之佞人，惑君子**岁之后，吾不知何所税也！
十九
叔牙逆而书“卒”，君讨也。内有逆，君讨之，讳以全恩也。公子偃未成乎逆，而书“刺”，非君讨也。大夫之相杀，不足以为之讳。目言之曰“刺”，以全国法，章偃之亦有罪焉尔。公子偃其何知焉！介于乱而不能避，怙君母以立异于强宗，夫恶知季孙、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摇君哉？
行父之执，叔执季也；侨如之崩，季逐叔也；苕邱之舍，晋听叔也；郤犨之盟，晋听季也。大夫自相攻，晋为大夫讨，鲁之君无事焉，惴乎立其上，睨叔季之兴替，以役于晋而已矣。乃复归罪于匍匐入阱之子偃，施以无上之刑，何公族之易于杀也？即如季氏之辞而鞠之，侨如首也，偃从也。侨如奔而豹嗣，偃刺而不录于国。季之留余地以居三桓者至矣，而奚但公族之果于杀也！
以婴齐之贤也，犹为之言曰：“夫二人者，朝亡之，鲁必夕亡。”夫岂蔑与行父之不可亡哉，季孟之不可亡而已。季孟不可亡，叔亦不可亡。
自相攻也，自相树也，所假于先公之法果行而无靳者，成公之弟焉耳。大夫相攻杀以摇君，君不适主焉。君子之修《春秋》，恶足为之讳哉！
二十
百川学海而至于海，苟学焉而皆已至也。以其至而尽海于一川也，陋矣。知海之非一川，而谓川无所至也，亦陋矣。《春秋》，义海也。以义达之，而各有至焉。
孙复曰：“称国以弑，举国之众皆可诛。”亦一至之义。王回、常秩不审而驳之，陋矣。
夫《春秋》之为义海也大，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。以一例求，是尽海于一川之说也。故莒、薛、吴之弑，不可以晋例。莒弑庶其，薛弑比，众乱而弑，无适主也。
吴弑僚，夷之甚者，不足与治也。晋弑州蒲，非莒薛之小弱而无权臣，吴之夷而等于化外，亦既有适主，而罪必坐。然无所坐而称国者，知罪之加于举国。惟孙复之说，至于《春秋》之一义矣。
且夫“举国”之云，非下逮乎编氓也，闻国政者当之耳。盖栾书、荀偃、士丐、韩厥无一而可从末减也。首弑者书，而非书能独任之矣。偃之必得书，犹书之必得偃也，故书不可以偏释也。韩厥之词，一郑归生之词也。
老牛其君，而欲避其名，名沮之而实劝之。怀其心而嫁其名，是书偃愚而厥狡，厥愈不可释也。士丐之词，一韩厥之词也。丐嫁之厥，而厥不受，厥师丐狡也。
厥丐同情，而丐藏之益深，丐固不可释也。然将以释宋坐归生之例，举而坐之丐厥，则抑不可。宋无可弑之权，以听之归生，而书偃无可听也。乃竟释书偃而坐之丐厥，则书偃之奸仇，而君子为可罔矣。
且夫归生之弑，宋胁之，归生欲已而不能。书偃之弑召丐厥，丐厥欲不与，而能立乎锋刃之间，高卧以从容于事外，其力劲矣。立于事外而祸不及，其望重矣。
厉弑周立，厥执政，丐继之，栾、荀不相忌而相报，其情同矣。力竞而不以免君于死，望重而不为止其恶，情同而巧避其名，丐厥之恶与书偃等。之四人者，无一而可减矣。无可减者，无首从之别也。
故孙复曰“举国之众皆可诛”，尽乎执政之谓也。何疑乎三晋之半天下，等诸商鞅之赤渭水也乎！
复之说，为晋言也，至乎圣人之旨矣。
至者，一至者也。不期乎众至，引而概夫薛、莒、勾吴之弑，则以一川为海矣。以概夫薛、莒、勾吴之不可通，遂并废其义于晋，是谓川之终不至于海也。精义以各求其至，无为尔矣。
二十一
以梗概求义者，执一以齐之，一则泥。泥而不通，强为通之，则入于乱。故欲执一例者，未有不终于乱义者也。不知称国以弑，薛、莒、吴、晋之有异，抑弗获已而为之说曰：“厉公无道，栾书不得坐视，固将易位，而程滑遽弑焉，故没书之名以贳书。”
夫厉公之召弑，亦除恶之亟尔。曹髦之事不成而司马终篡，厉公之诛未竟而三晋终分，天也。岂必如司***欣然以宗社奉贼臣而后为有道哉？
夫厉公之不若诸儿、平国、齐光、蔡固之鸟兽行，审也。抑不若齐商人之躬为大逆，审也。彼诸君者，或弑之，而无上之刑必正，则无道者固不足以藉贼之口。
乃厉公以奉周治秦，亟中夏攘荆楚之大勋，曾不足以保首领于其臣，而弑之者无罪也，不亦惨与！
诸侯危社稷则变置，非其臣之谓也。故曰得乎天子为诸侯。变置者，惟天子独耳。以天子之权授诸大夫，废置之不得，则无已而弑之。弑之而不足以为罪，覆加大有为之君以无道之名。率天下以祸义者，非此言其孰邪？
故知书偃、丐厥之四贼者，情均逆，辜均重，刑均辟，杀均无赦。主名不可偏坐，而举国之刑伸焉。孙复之以定晋案，得圣人之旨矣。恶有差等，则法有独伸；罪无同异，则刑无偏置。独伸之而非有纵，众被之而非有酷，义精而宏，词同而意异。故曰《春秋》者，义海也。
二十二
惩恶之法，已败者戒，未败者诛。已败者天既治也，未败者天所未治也。天所未治，为之行诛，故曰赞天。
君而见弑，固有不善之积也。见弑于臣，天之治之，足矣。显其所以然，而人知戒，无容更加诛也。臣弑其君而逸于讨，天治之所穷也。于是舍其君召弑之罪，而专治弑者，不得分恶于君以从减也。
臣之弑君，虽即于讨，乃以贼臣之死偿君之弑，而不相抵，亦天治之穷也。虽受讨而恶名犹不可辞，而后天讨蔑不伸也。故齐诸儿、宋与夷之暴，齐光、陈平国、蔡固之淫，卫剽之篡，齐商人之逆，至于见弑，不施贬词，而况外树大勋，内诛权逆，若晋厉公之固非无道者乎！
故未弑，则责君以道，道先自治也。已弑则略君于法，法审其重也。方治臣之弑君，而复治君之见弑，则是以平恕处乱贼而以申商治君父，法之颇，不如其无法矣。明著其见弑，而人主固可以鉴矣。略其所以弑，而后贼穷于蔓辞。蔓辞穷则爰书简，爰书简则国法壹。
故曰：“《春秋》成而乱臣贼子惧。”辞穷而法壹也。